國際法視角下的“新星號”事件

    證明俄羅斯方面的救助不力對受害當事人獲得賠償來說顯得至關重要

“新星號”事件之所以出現這么大的爭議，與海事沖突事件本身的性質和特點有密切關聯。

與陸上沖突不同，廣袤無垠的大海中，船艦沖突不容易找尋到見證人或第三方，正所謂“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因此在海事糾紛中出現當事人對事實陳述的不一，也就成了非常普遍的一個現象。

國際法上有一個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制度——國際調查委員會制度，最先就是因海事沖突而起。那是1904年的英俄北海多革灘事件，當時的俄羅斯軍艦用魚雷襲擊了英國漁船，雙方也是各執一詞，最后雙方不得不先就事實部分組成國際調查委員會進行了調查�？梢�，無論最后責任方是誰，弄清事實應當是處理國際海事沖突和糾紛的第一步。

港口的制度和規則

按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定，一國港口隸屬內水，是國家領土的組成部分，各國有權按照國際法的規則，制定其港口的出入境制度，并在必要的情況下在港口對�？康耐饧�船舶實施管理。

國際上對于海港曾制定了一些條約，最重要的是1923年的《國際海港制度公約》及其附件《國際海港制度規則》，但由于這兩個公約簽約國甚少，因此，更多的國家則是通過國內法或者雙邊的友好、通商和航海條約，來協調和處理外國船舶的出入港制度和規則。

一般而言，各國開放性港口的制度和規則主要包括:第一，外籍船舶進出港口須經許可并辦理一定的手續；第二，外籍船舶進出港口均接受港口國有關衛生防疫、海關緝私、移民及邊防安全等部門的檢查；第三，外籍船舶須接受強制引航并按規定航道和航速行駛；第四，外籍港口須遵守港口國有關法律法規，遵守有關武器封存、無線電裝置使用、油類物質等污物排放等規定；第五，對于外籍船舶內部的民事糾紛，港口國一般不行駛管轄權，此部分糾紛可由船籍國來處理。但如果民事糾紛涉及港口國公民利益的話，港口國有權管轄。

可見，在港口制度中，對外籍船舶的管理采取了港口國管轄與船籍國管轄相結合的原則。

根據《俄羅斯聯邦國境法》、《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111條的規定，俄羅斯軍艦有權對在其境內違法并逃逸的外國船舶執行拿捕。拿捕行動不僅可以在12海里領海和連接領海的12海里毗連區之內進行。同時，在其逃出領海和毗連區后，沿海國還可以行使緊追權。

緊追權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賦予沿海國在領土外執法的一個特殊規定，它是一種對違反該國法律并從該國管轄水域駛向公海的外國商船進行追趕的權利。

當然，在國際法上，緊追權的行使必須符合一些法定條件:第一，必須由軍艦、軍用飛機、政府公務船舶等執行緊追任務；第二，必須是連續不停地追趕；第三，必須先向被追趕船舶發出停駛信號，在可疑船舶拒不停駛接受檢查后，才能進行；第四，緊追必須有正當理由，如果沒有正當理由進行緊追導致被追船舶的任何損失或損害，沿海國應當給予賠償。

軍艦是否執法不當

如果俄羅斯軍艦的執法是有依據的話，那么，另一個與此相關的問題是，俄羅斯軍艦的執法是否恰當，換一句話說，俄羅斯軍艦的炮擊行為是否恰當？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仍需要基本的事實查清之后才能做出最終認定。

歷史上，曾經出現過若干次國家針對民用目標使用武力遭到抨擊的事例，如蘇聯擊落韓國民航客機案、印尼針對他國民用漁船不人道執法等事件。但是，由于一國在國內行政的權力來源于國家主權，目前仍沒有一項國際公約對國家的執法應當掌握何種尺度進行過統一規范。不過，國際社會也曾經在一些案例中討論過執法的標準問題，例如:執法的正當性，是否有法律依據的執法；執法的必要性，是否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采取的手段；執法的相稱性，執法的強度、后果與違法行為之間必須適度的要求等。

具體到“新星號”事件來講，俄羅斯需要證明以下幾點:第一，俄羅斯軍艦執法的正當性；第二，使用炮擊手段的必要性；第三，炮擊強度、執法效果與商船違法行為之間的相稱性。

軍艦是否違反救助義務

救助義務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的一項要求各國船舶（包括軍艦和政府船舶等在內）對受難船舶施以援救的普遍義務。作為主權象征的軍艦對民用商船施救，更加是其法定職責。本次事件中的施救事實，各方說法也出現了很大的差異。

筆者認為，在執法正當(并不一定適度)的前提下，證明俄羅斯方面的救助不力對受害當事人獲得賠償來說顯得至關重要。

許多媒體報道，俄羅斯方面負有未及時施救的責任。有媒體稱，在貨船下沉過程中，俄羅斯漠視遇險船員的呼救，見死不救。俄《符拉迪沃斯托克每日新聞》報道說， “新星號”貨船被攔截下之后，隨俄邊防巡邏艦返回，在返回途中海上刮起6級大風，貨船開始沉沒，但俄巡邏艦幾乎是在隔天才發現“新星號”正在沉沒的情況（說明其在押解途中沒有盡到謹慎注意的義務）。另一個情況是，“新星號”下沉時曾發出求救信號，但俄邊防巡邏艦對該呼救信號并沒有予以理會，在救助無門的前提下，該船船長才決定冒險在風暴中放救生筏讓船員逃生，以致最后發生慘案。如果調查的事實果真如此，俄羅斯方面難辭其責。

（作者為外交學院國際法研究所副教授）